炎症性肠病(IBD)不仅仅会发生肠道受累,还常常会出现一些肠外的共患疾病,其中IBD合并的特殊共患病涉及多类疾病,包括血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IBD合并特殊共患病增加了IBD诊断和处理的难度,也会增加IBD患者的致残率和死亡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阐述了IBD合并特殊共患病的定义、流行趋势、发病机制和诊治策略,期望提高临床医生对IBD诊治多学科合作重要性的理解。

炎症性肠病(IBD)在多种情况下都可以合并慢性肝脏疾病。IBD与包括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在内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在发病机制上有重叠因素,故合并存在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合并IBD的几率最高,可达80%以上; IBD合并慢性HBV/HCV感染的几率与当地的感染率相关,若在应用免疫抑制剂之前忽略了对HBV/HCV感染的筛查,则存在HBV/HCV感染加重或HBV再激活的发生风险; IBD患者在长期治疗中应用的抗生素、类固醇激素类药物、免疫抑制剂时有诱导药物性肝损伤的可能;尽管IBD患者常因腹泻、吸收障碍等因素导致消瘦,但其合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几率却明显高于当地一般人群。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IBD患者除消化道症状外,常合并其他肠外表现,可累及骨骼肌肉、皮肤、眼部、肝胆、胰腺、神经、泌尿生殖、肺部、心脏、血液等多系统。胆系疾病是IBD的肠外表现之一,主要包括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IgG4相关性硬化性胆管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胆石症等。胆系疾病可表现为无症状患者一过性肝功能异常,也可能是威胁生命的肝衰竭,但不同的胆系疾病治疗及预后大有不同,需仔细鉴别诊断。就IBD合并胆系疾病进行评述,以期帮助临床医师熟悉IBD患者胆系疾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治策略。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多系统疾病,合并胰腺疾病需受到临床的关注。系统阐述了炎症性肠病合并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胰腺外分泌功能不全、胰腺癌和无症状实验室检查及影像学异常的研究概况,并分析各种疾病的诊治策略,为临床发现、处置该类疾病提供重要参考。

肝胆胰疾病是炎症性肠病(IBD)的常见合并症,合并肝胆胰疾病可能影响IBD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并对发现IBD病因具有一定的价值。阐述了IBD合并肝胆胰疾病的流行病学,以期能为认识IBD的发病机制和临床治疗方案制订提供新的启示。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与发病机制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常伴随有肠外表现,可涉及包括肝胆胰在内的多个器官累及,对IBD的预后转归有重要的影响。肝胆胰器官并发症主要包括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自身免疫性肝炎、IgG4相关性硬化性胆管炎、急性胰腺炎、慢性胰腺炎、自身免疫性胰腺炎、非特异性胰酶升高等。IBD相关肝胆胰并发症的发生是在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个体中,环境因素和免疫因素等共同作用下所致,综述了其发病机制的相关研究进展。

为规范肝胆系统原发恶性肿瘤相关分子标志物在临床诊断、疗效评估及预后预测等方面的应用,本共识分别从外周血及组织学水平,针对近年来研究结果较为明确的肝胆肿瘤相关蛋白质、基因表达层面的分子标志物,在诊断、治疗、分子分型方面的研究进展及临床应用指导意义等做了详尽的总结,提出了专家指导意见。同时对肝胆肿瘤相关血清学、组织病理学、二代测序等实验室检测的标准、结果判读、报告内容及全过程质量管理等也提出了规范化的建议;旨在为一线临床工作人员普及肝胆肿瘤分子诊疗最新知识的基础上,提供科学、合理选择个体化精准诊疗方案的可执行依据。

<正>从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肝性脑病(HE)的治疗仍然具有挑战性。国际肝性脑病和氮代谢学会(ISHEN)提出HE管理中的5个尚未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1)驾驶;(2)血氨水平在临床中的价值;(3)隐匿性或轻微HE(CHE/MHE)的检测策略;(4)治疗选择;(5)营养和患者报告的临床结局。

目的观察HCV感染者DAA治疗前后CD8+T淋巴细胞衰老、功能相关指标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选取2017年1月-2018年12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HCV感染者26例,患者接受索磷布韦联合达卡他韦片治疗。并纳入治愈者22例,健康对照者20例。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8+T淋巴细胞上SIRT1、CD57、PD-1、Tim-3等相关分子表达,并采用RT-PCR方法检测p21、p53表达水平,Luminex液相悬浮芯片检测样本外周血衰老相关分泌表型。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 SIRT1、PD-1、Tim-3在3组间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6. 712、4. 202、4. 575,P值均<0. 05）。与健康对照组相比,HCV组CD8+T细胞上SIRT1、PD-1、Tim-3表达水平明显上升（P值均<0. 05）,HCV治愈组Tim-3表达水平明显上升（P <0.>0. 05）。p53、p21在3组间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目的研究莪术醇对肝窦内皮细胞TLR4/NF-κB信号通路的作用,以此来分析莪术醇抗肝纤维化的分子机制。方法将50只清洁级KM小鼠随机分为空白组（n=10）、模型组（n=19）以及莪术醇组（n=21）,除去建模过程中死亡的小鼠,最后每组各10只;细胞分为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莪术醇干预组以及PDTC（NF-κB特异性抑制剂）组。用HE和Masson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肝脏结构的改变,用Western Blot和实时荧光定量PCR（RT-PCR）检测各组细胞TLR4/NF-κB信号通路上关键分子TLR4和NF-κB mRNA和蛋白的表达水平,用免疫荧光检测各组细胞NF-κB的表达及入核情况。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 RT-PCR检测发现莪术醇干预组TLR4 mRNA和NF-κB mRNA表达水平较阳性对照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 05）; Western Blot检测发现莪术醇干预组TLR4和磷酸化NF-κB的表达水平较阳性对照组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 05）;免疫荧光检测发现莪术醇干预组NF-κ...

目的明确弹性蛋白在四氯化碳（CCl4）小鼠肝纤维化模型中的表达特点,初步探索弹性蛋白沉积的相关分子机制。方法建立CCl4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形成模型,通过Western Blot、可溶性蛋白及维多利亚蓝染色检测纤维化早期（CCl4注射4周）和进展期（CCl4注射8周）弹性蛋白的变化,同时以橄榄油做为健康对照组;其次,建立纤维化自发逆转模型,通过LC-MS/MS检测不同逆转时间（逆转0周、逆转4周、逆转8周、逆转12周）血清蛋白组学的变化,寻找潜在的与弹性蛋白沉积相关分子,并通过q PCR进行验证。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Tukey检验。结果弹性蛋白的相对表达量在早期纤维化组和进展期纤维化组分别为0. 82±0. 05、1. 59±0. 58,与健康对照组（1. 00±0. 11）相比,进展期纤维化组显著上升（P<0. 10="" 207.="" 34.="" 213.="" 26.="" p="">0. 05）,而进展期组显著升高[（352. 0±57....

目的研究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分布特征,并分析影响群落变异的驱动因子,评价其与肝硬化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收集2017年8月-2019年8月山西省中医院招募的10例健康志愿者与70例肝硬化患者的血液和粪便标本进行检验。根据细菌16S r DNA高通量测序获得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的差异菌属。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检验。并用CANOCO5. 0软件进行RDA分析临床指标与肠道群落变异的相关性。结果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的种类发生了特异性变化,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有81个OTU是肝硬化患者肠道菌群宏基因组中特有的,其中ALBI 1级、2级、3级分别独有39、34、8个OTU。随着肝硬化疾病发展,Chao1、ACE指数明显减少（H值分别为8. 111、9. 112,P值分别为0. 044、0. 028）,且与ALBI分级呈显著负相关（r值分别为-0. 287、-0. 297,P值分别为0. 016、0. 012）。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肝硬化患者中的肠道...

目的探究血小板及其内源性5-羟色胺（5-HT）与肝细胞癌患者预后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04年1月-2012年12月治疗的210例肝细胞癌患者资料,并根据血小板计数高低分为低血小板组（n=129）与高血小板组（n=81）,对比组间差异因素并进行预后分析。收集20例住院复发/转移肝癌患者及32例非复发/转移肝癌患者外周血标本,用ELISA法检测患者外周血清5-HT水平,血小板聚集仪检测血小板聚集率。血小板计数与肝癌临床病理因素之间的关系分析采用χ2检验;不同肝癌分组患者的外周血小板计数、聚集率及外周血5-HT水平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血小板计数与生存期相关性以及5-HT水平与血小板计数、聚集率相关性分析采用一元线性回归。生存率及复发率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影响肝癌患者预后因素分析使用Cox回归分析。结果不同血小板水平患者的年龄（χ2=32. 304,P=0. 044）、肿瘤大小（χ2=35. 201,P=0. 001）、肿瘤数目（χ2=31. 304,P=0. 032）、Child分级（χ2=3...

目的探讨分析Toll样受体4（TLR4）基因多态性与HBV相关原发性肝癌易感性之间的关系以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2015年6月-2017年7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合作的北京佑安医院收治的HBV相关肝癌患者106例作为肝癌组,同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收治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20例作为乙型肝炎组以及健康对照受试者100例作为对照组。收集各组受试者的血液标本,检测3组受试者TLR4 D299G、T399I以及A896G多态性位点基因型,并分析不同基因型肝癌患者术后复发情况。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计数资料两组比较采用χ2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秩和检验。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及相对危险度近似估计值比值比（OR）估计各研究因素与HBV相关原发性肝癌发病风险的关系;生存分析绘制Kaplan-Meier曲线,生存曲线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结果 3组受试者TLR4 D299G位点以及TLR4 A896G位点基因型及等位基因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1. 436、1. 949、1. 851、2....

目的评估维生素E对儿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治疗效果。方法检索2019年12月前发表的关于维生素E治疗儿童NAFLD疗效的文章,检索范围包括Pub Med、Web of Science、The Cochran Library、Embase、OVID/NEJM、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分析数据包含BMI、肝酶水平（ALT、AST）、血脂水平（TG、TC、LDL、HDL）、肝脂肪变性缓解率共8个参数。使用REVMAN5. 3进行Meta分析。连续变量选择标准化均数差（SMD）和95%可信区间（CI）计算和分析干预前后参数的差异,分类变量选择风险差（RD）和95%CI进行分析。非异质性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发表偏倚的评估通过漏斗图完成。结果共检索到599篇文章,其中9篇纳入Meta分析,受试者607例。维生素E显著改善了患儿的ALT水平（SMD=-0. 27,95%CI:-0. 48～-0. 06,P=0. 01）,但是对患儿的BMI水平（SMD=-0. 09,95%CI:-0. 28～0. 10,P=0. 34）、AST水平（SMD=-0. 20,95%CI...

目的回顾性对比分析急、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临床特征的异同。方法收集2015年1月-2018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诊断为DILl的183例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急性组（n=138）和慢性组（n=45）。收集患者基本情况、基础疾病、可疑药物用药史、过敏史、饮酒史、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肝组织病理检查、治疗、转归等资料。所有诊断为DILI的患者均进行RUCAM、肝损伤类型及严重程度分级评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2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DILI慢性化的影响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中草药导致DILI在急、慢性组的病例数为105 （76. 1%）和33 （73. 3%）,抗菌素所致的为15 （10. 9%）和5（11. 1%）。2组患者性别（χ2=4. 774,P=0. 029）、肝损伤类型（χ2=9. 848,P=0. 020）及DILI严重程度分级（χ2=8. 012,P=0. 046）情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慢性组RUCAM评分...

目的探讨ABCB11（胆汁酸盐输出泵,BSEP）、ABCC2（多药耐药相关蛋白2,MRP2）和ABCB4（多药耐药糖蛋白3,MDR3）在胆管细胞损伤型药物性肝损伤（DILI）肝组织中的表达特点及意义。方法收集收集2010年1月-2017年6月石家庄市第五医院有明确用药史、经肝穿组织病理诊断为胆管细胞损伤型DILI的11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混合性肝炎组（混合组,n=40）、胆汁淤积性肝炎组（胆汁淤积组,n=40）及单纯性胆汁淤积组（单纯组,n=32）,同时选取20例无胆汁淤积的HBV携带者作为对照组。对所有入选病例肝穿组织进行BSEP、MDR3、MRP2免疫组化标记,观察三者的阳性表达特点及与病理形态学改变之间的关系,对比三亚型组间3种转运蛋白的表达差异,并分析3种转运蛋白表达与TBil、DBil、ALP、GGT、TBA之间的相关性。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BSEP、MDR3、MRP2在混合组、胆汁淤积组和单纯组肝组织中均表现为阳性表达减少（F值分别为48. 765、45. 424...

目的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肝损害特征,为临床诊治工作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20年1月19日-3月5日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三院区收治的201例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分为非危重组（轻型/普通型,n=173）、危重组（重型/危重型,n=28） 2组,收集ALT、AST、TBil、DBil及Alb等指标。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结果 201例患者中37例（18. 4%）出现肝损害,危重组19例,非危重组18例,2组间肝损害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7. 9%vs 10. 4%,χ2=52. 963,P <0. 05）。危重组肝损害患者与非危重组肝损害患者ALT和（或） AST水平异常时间（入院时和住院期间）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 906,P <0. 05）; 2组肝损害患者ALT和（或） AST水平升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 869,P <0. 05）,大部分患者为轻中度肝损害。201例患者中胆红素升高者1例（TBil <2倍...

目的研究异甘草酸镁（Mg IG）对刀豆蛋白A（Con A）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小鼠模型的作用及机制。方法选取健康BALB/C小鼠90只,随机分为4组,分别为对照组、Mg IG对照组,每组各10只; Con A模型组、Mg IG+Con A预处理组,每组各35只（其中15只用来计算总生存率）。提取小鼠肝脏及外周血,测定生存率、血清转氨酶水平,肝组织HE染色评价小鼠肝损伤程度,TUNEL荧光染色及caspase-3蛋白活性检测评价小鼠肝细胞凋亡水平,液相芯片法检测小鼠血清炎症细胞因子IL-1β和TNFα含量。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结果 Con A模型组小鼠总生存率为40%,Mg IG+Con A预处理组小鼠总生存率为80%。Con A模型组血清ALT与AST水平较对照组均显著上升（P值均<0. 01）,Mg IG+Con A预处理组血清ALT与AST水平较Con A模型组均显著降低（P值均<0. 01）。对照组、Mg IG对照组、Con A模型组及Mg IG+Con A预处理组病理评分分别为1. 0±0. 2、1. 2±0. 3、3...

目的探讨有氧运动联合水飞蓟宾激活阻塞性黄疸小鼠肠组织microRNA-21/TLR4/NF-κB通路轴改善肠黏膜屏障损伤的效果。方法选取健康雄性昆明小鼠采用手术线直角悬挂胆总管法构建阻塞性黄疸模型,随机分成模型组（M组）、运动组（E组）、水飞蓟宾组（S组）、运动联合水飞蓟宾组（ES组）,另设假手术组（GO组）,每组10只。有氧运动和水飞蓟宾灌胃干预7周后,采用一般行为学观察、ELISA酶联免疫、回肠组织HE染色、免疫组化染色,肠组织相关因子蛋白、mRNA检测及肝组织mRNA表达谱测序分析,探讨其干预效果。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组间比较采用LSD-t检验。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有氧运动与水飞蓟宾间交互效应,并进行简单效应分析。结果 M组腹部、尾部皮肤黄染严重,出现黄尿及粪便呈浅灰色,开腹可见胆管悬挂处呈囊性扩张。相比M组,E、S、ES组肝功能指标ALT、AST和TBil水平下降（F值分别为567. 56、1376. 09、512. 81,P值均<0. 001）,血浆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及内毒素水平降低（F值分别为650. 29、1130. 05、396...

<正>胆总管结石为肝胆外科常见疾病,因其可能造成急性胆总管梗阻致胆汁淤积、感染等严重并发症,需采取积极的手术治疗措施。随着微创外科理念的普及以及腔镜和内镜技术日益成熟,开腹手术已较少应用于胆总管结石的治疗,现多采用腹腔镜或(和)十二指肠镜的微创术式治疗[1]。国内外胆总管结

2020年1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被全世界关注。在此期间如何在有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的同时,减少急腹症患者病情诊治的延误,保证临床工作的正常开展,显得尤为关键。参照相关现行的诊疗方案和指南,结合保定市第二医院实际情况,归纳总结了急性胆道感染患者的门诊分诊、治疗流程、操作分级和防控以及病区管理经验。经过分析,表明制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急性胆道感染患者应急预案,可使得该类患者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进行鉴别,且在尽早接受急性胆道感染的规范诊治过程中避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和交叉感染。

<正>1病例资料患者男性,65岁,因"发现HCV抗体阳性13年"于2019年3月12日就诊于本院肝胆胰内科。2005年患者体检中发现HCV抗体阳性,因肝功能、凝血功能、血常规等未见明显异常,未予治疗。2009年患者于体检时进一步检测发现HCV RNA载量4. 52×106IU/ml,丙型肝炎分型为1b亚型,肝功能等指标均正常,于当地医院进行短效IFNα100万U/次,隔日1次肌注,联合利巴韦林600 mg/d口服,疗程为48周。停药

<正>先天性肝纤维化(congenital hepatic fibrosis,CHF)为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是一种异质性疾病,TMEM67基因突变是肝纤维化的一个特异性表现; CHF的发病率在1/2万～1/4万,近亲结婚可导致子女的发病率增加[1]。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组以进行性感光细胞及色素上皮功能丧失为共同表现的遗传性

<正>内镜食管静脉曲张套扎术（esophageal variceal ligation,EVL）已被普遍接受和推荐治疗食管静脉破裂出血,并被国内外指南列为预防和治疗食管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1-2]。内镜下静脉曲张套扎治疗因其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特点是目前被广泛推荐为治疗和预防食管静脉曲张出血

<正>酒精性肝病是长期、大量饮酒所导致的肝脏疾病。早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逐步发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重症酒精性肝炎以快速进展或加重的黄疸、凝血异常及肝脏相关并发症等为主要表现,且此前8周内有大量饮酒史,Maddrey判别函数(MDF)评分> 32或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20,并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肝病[1]。类白血病反应通常作为合并症报道,但重症酒精性肝炎合并类白血病反应报道少见。

<正>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pithelioid hemangioendothelioma,EHE)是一类来源于血管内皮细胞的肿瘤,由Weiss和Enzinger在1982年首先描述[1],其恶性程度介于血管瘤和血管内皮肉瘤之间,可发生于全身各部位,以软组织居多,亦可发生于肺、骨、大脑、小肠、肾脏等脏器。1984年,Ishak等[2]首次报告了一系列

<正>氟尿嘧啶作为一种化疗植入剂,现已广泛应用于消化系统肿瘤(如肝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胃癌等)的治疗[1]。我国肝癌患者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肝炎后肝硬化,为了保留足够的剩余肝体积,手术切除颇受限制;加之肝癌破裂出血极易发生腹腔转移[2],术中使用氟尿嘧啶降低远期腹腔转移率的治疗方案越

慢性乙型肝炎(CHB)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传染病之一,其中HBeAg阴性CHB的患病率正在增加,对我国的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综合HBeAg阴性CHB的发病机制、诊疗等方面,系统回顾了近年来的临床研究进展,对HBeAg阴性CHB诊疗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随着临床治疗水平的提升和患者寿命的增长,骨质疏松在乙型肝炎患者中的发生率逐渐升高。但乙型肝炎不同疾病阶段对骨质疏松影响的具体机制较为复杂且尚不明确,针对乙型肝炎患者骨质疏松防治的研究也相对缺乏。综述了乙型肝炎患者骨质疏松发生机制及临床防治,以期更好地指导临床管理和治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疫情期间部分患者表现出肝损伤。为了提高病毒性肝炎肝硬化患者对COVID-19的认识,加强疫情期间患者的自我防护和疾病管理,针对COVID-19引起肝损伤的致病机制及该类患者合理防疫、规范就医、科学用药等方面进行探讨和建议,以保证病毒性肝炎的常规管理,降低该类人群感染风险。

儿童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是儿童和青少年慢性肝病最常见的病因之一,其独特的组织病理学和临床特征,导致该类疾病不仅可以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而且相对于成人NAFLD,更易导致其他重大相关性疾病的发生,增加病死率。因此,早期识别儿童NAFLD的危险因素,对高危人群进行有效筛查,积极预防,并尽早诊治,是临床有效管理该疾病的关键所在。阐述了儿童NAFLD的危险因素、筛查方式、预防保健措施等,旨在规范该病综合管理,降低患病率,延缓进展,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经济及公共卫生负担。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目前已成为最主要的慢性肝病,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的肝脏表现,后期可能向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甚至是肝癌发展。肠道菌群作为人体重要的共生物,影响人体的代谢功能,可能和NAFLD的发病密切相关。肠-肝轴理论为"肠道菌群失调可引起肝脏改变"提供了理论基础。探讨了肠道菌群和NAFLD发病的关系,为后期研究肠道菌群靶向治疗NAFLD奠定理论基础。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肝脏疾病,在现有基础上更好诊断、治疗NAFLD也愈发迫切。骨保护素（OPG）/NF-κB受体活化因子（RANKL）/NF-κB受体活化因子受体（RANK）信号通路是参与骨代谢平衡的重要信号通路。分别介绍了OPG、RANKL、RANK及OPG/RANKL/RANK系统,简述了OPG/RANKL/RANK信号通路通过激活NF-κB调节炎症因子生成,促使NAFLD发展的研究现状。指出OPG/RANKL/RANK系统可作为NAFLD治疗的潜在新靶点。

目前,HBV感染是全球公认的肝细胞癌（HCC）主要危险因素。然而,在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其他的辅助因素,如性别、年龄、家族史、ALT/AST、吸烟饮酒史、代谢综合征以及合并HCV、HIV感染等可能独立或与HBV协同促进HCC的发生。综述了HBV相关HCC的危险因素研究进展。

肝细胞癌(HCC)是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HCC患者通常合并肝硬化,即使经过治愈性治疗,5年复发率仍然很高,预后较差。近年来,骨骼肌减少症作为各类恶性肿瘤的预后不良因素而备受关注。然而,国内对骨骼肌指数与HCC预后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国外研究表明,骨骼肌减少症可能是HCC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对HCC相关性骨骼肌减少症病因及可能的发生机制、干预措施如营养补充、适当的运动、药物治疗等进行详细综述,以期为国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肝脏慢性炎症是促进肝细胞癌发展的危险因素,在病毒感染的情况下,Fc受体信号加强也会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参与癌变的过程。多聚免疫球蛋白受体(pIgR)不仅在抗感染免疫第一线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早期肝细胞癌的肿瘤转移和肿瘤生长中也发挥促进作用。将p IgR鉴定为早期肝癌患者转移潜能的预测指标可以有助于早期患者的分层和制订治疗决策,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积极意义。靶向抑制pIgR/Yes信号级联反应作为一种潜在的治疗方案可能会为控制肿瘤大小以允许切除或移植提供更多的治疗选择。

在肝癌的进展中,其发生发展呈多阶段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癌前病变-肝癌。其中肝癌癌前病变恶性转变与肝星状细胞（HSC）活化密切相关,通过叙述活化的HSC与肝癌癌前病变细胞的产生、炎症纤维化微环境的形成,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提出microRNAs可通过调控相关靶基因的表达,发挥调节HSC活化,进而影响肝癌癌前病变恶性转变的作用,这方面研究有望成为肝癌防治的新思路、新靶点。

线粒体自噬是指细胞通过自噬的机制选择性地清除受损线粒体的过程。线粒体自噬的调控机制有几种,但PINK1/Parkin途径被认为是线粒体自噬的主要途径,这一自噬机制在帕金森等多种疾病的发病中有重要作用。介绍了PINK1/Parkin介导的线粒体自噬机制及其在肝脏相关疾病(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肝纤维化、肝细胞癌等)中的作用,以期为疾病的治疗提供新的线索和思路。

microRNA（miRNA）是小分子非编码RNA,可通过转录后基因表达的调控来调节多种生理和病理功能。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miRNA-27a在肝病的发展和发病机制中发挥了作用。通过总结相关研究,介绍了miRNA-27a在脂肪肝、肝炎、肝纤维化及肝癌等多种肝脏疾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也分析了miRNA-27a在肝脏再生中的作用以及作为生物标志物的潜能。通过对miRNA-27a在慢性肝病发生发展中相关机制的总结归纳,可以对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对探索慢性肝病新的治疗思路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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