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  肝癌肝移植

在肝移植时代，肝细胞癌的治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现实.然而，能够获益于肝移植的患者仍然是少数.器官短缺和肿瘤晚期是束缚肝癌肝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肝癌晚期患者肝移植术后肝癌复发风险增高.合理的做法是选择合适的肝移植患者.迄今已有几种肝癌肝移植标准，然而谁是最佳标准仍有争议.其中米兰标准和UCSF标准最为著名.但这两种标准均突出肿瘤的大小、个数的重要性而忽略能够预测预后的生物学特征，如肿瘤分级、血清生化标志.因此可能在一定程度低估了它的预后价值.基于我们进行肝移植的十年经验，我们提出了杭州标准.杭州标准要求患者至少满足下列一个条件: (a) 肿瘤直径之和 ≤ 8 cm; (b) 如果肿瘤直径之和> 8 cm，病理组织学分级要求达到I 级或 II级且术前AFP≤ 400ng/ml.相比其他仅以肿瘤大小和个数为基准的标准，杭州标准的最大优势是能够让更多的肝癌患者受益于肝移植.杭州标准纳入一些超过米兰标准却预后良好的肝癌患者，因而在我们的研究中，有37.5%的超过米兰标准的患者获益于肝移植.据文献报道，杭州标准扩展的肝移植患者多于加州大学的洛杉矶标准(16%)，东京标准(6%)，京都标准(11.4%).我们的研究也发现活体肝移植的预后与尸体肝移植相似.未来的研究内容除了包括临床和生化特征外还可以把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纳入其中.

专题二  中西医结合是抗肝纤维化的最佳方法

肝硬化是大多数慢性肝脏疾病所共有的病理变化.抗纤维化是治疗大多数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的关键.中国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纤维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中药方剂、单味草药或中药提取物早已被用于抑制纤维化发生、增强纤维溶解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中.有几种中药制品因为疗效显著，已经被SFDA批准作为处方药进入市场.其中有一种药品最近被美国FDA批准在美国进行治疗慢性丙型肝炎的II期临床试验.

然而，有几个问题持续存在于现行的中西医结治疗肝纤维化的研究中.例如， 1)中草药研究的数量和种类繁多，但质量不高;2) 疗效应该进一步提高而且临床观察时间需要延长;3)中药方剂抗纤维化机制的体外实验与体内实验研究都遇到了瓶颈.

    作为抗肝纤维化的最佳方法，中西医结合需要进一步发展. 应该将研究集中在肝纤维的热点上，并且利用先进的方法学和技术.为提高临床疗效，中药方剂必须根据中国传统中医学和西方医学的先进知识进行改良.中药抗肝纤维化的机制必须通过合适而有效的实验方法进行详细、明确的阐述.更重要的是联合用药，如抗纤维化药物与抗病毒药物联合，治疗慢性病毒性肝炎的效果可能会好于单种用药.如果我们能够将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纤维化的研究不断进行下去，实现肝纤维化的逆转一定会从幻想变为现实.

专题三  中西医结合是抗肝纤维化的最佳方法

  肝硬化是肝脏修复的复杂进程，与致病因素和炎症密切相关.因此， 肝硬化的治疗最好应该在抗纤维化的同时能够祛除致病因素和减轻炎症. 药物联合治疗肝硬化的模式至少有两种，一是抗纤维化与抗病毒药物联合，另一种是抗纤维化与抗炎药物联合.迄今尚无一种药物被FDA和SFDA批准用于抗肝纤维化治疗，现用的大多数抗纤维化药物是中草药，这包括扶正化瘀胶囊(FZHY) 、 鳖甲软肝片、861复方胶囊、安络化纤丸以及其他能够益气养阴、活血的草药，如虫草、黄芪、丹参等.西药是指经常应用的抗病毒药物，包括拉米法定、阿德福韦酯、恩替卡韦、α干扰素、 氧化苦参碱.常用的抗炎药物包括主要是用于治疗PBC 和AIH的熊去氧胆酸(UDCA) 、甘草酸、硫普罗宁.药物联合往往是选择抗纤维化药物、抗病毒药物、抗炎药物中的一种，例如FZHY和恩替卡韦联合， FZHY与熊去氧胆酸联合等.许多文献报道，联合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改善肝功能，减轻肝脏纤维化;有些报道也称联合治疗可以降低乙肝病毒的变异率、抗病毒药物耐的药率.然而，这还需要更多的多中心的随机的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来提供更为可靠的证据. 对各种药物联合进行比较的临床试验也应该进行以获得更为理想的方案和标准药物组合.此外，还需要对药物联合的作用机制和成本效益进行研究.

专题四  活体捐赠与尸体捐赠肝移植间的比较

在死者器官捐赠率较低的地区，对于晚期肝病患者来说，活体器官捐赠是一种救命程序，特别是那些暴发性或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在香港，接受活体捐赠的肝移植（LDLT）患者与接受死者捐赠肝移植(DDLT)患者的预后情况相同。但是，与那些接受DDLT的肝癌患者相比，接受LDLT肝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较低。其间的差异可能是选择性偏差所致。

受体可以从 LDLT受益，但捐赠者却不能。他们要经受手术带来的痛苦，而且已经有捐赠者出现死亡的情况出现。为了减少捐赠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外科手术技巧的不断精进必不可少。但是减少捐赠者痛苦的最终途径是提高死者的器官捐赠率。在香港，自2009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死者的器官捐赠率在不断提高。随着死者器官捐赠计划在社区的大力推广，即使在以往的低捐赠记录地区也可以实现器官捐赠率的提高。

专题五  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肝癌的系统组学分析

肝细胞癌（HCC）是一种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恶性肿瘤。在中国和亚洲及非洲的一些其他地区，乙型肝炎病毒（HBV）的慢性感染是其主要的风险因子之一。为了阐明癌变机制并在早期对其作出诊断，我们从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和蛋白质组学水平启动了对HBV相关性HCC的系统组学研究。

为了全面发现从HBV感染到肝癌发病过程中的易感基因，相应的基因组学研究已经完成。研究中发现，ESR1基因上的T29C多态性连同其它两个多态性[启动子区域的（TA）n重复和内含子1上的PvuII 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都与HBV相关性HCC的易感性有关，而源于ESR1基因强LD多态性的单体型基因也表现出与HBV相关性HCC的发病风险相关。据我们未公布的数据显示，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521R等位基因可能是另一个HBV相关性HCC的遗传标记。但是，MMP-1、MMP-2、MMP-3、MMP-9、MMP-12和MMP-13启动子上的功能多态性却与HCC的发病风险无关。一项全基因组相关性研究中的独立人群复制和遗传易感性研究已在本实验室开始进行，此项研究是针对HBV相关性HCC中所涉及到的多基因而设立的。 我们开展了细胞、组织和血清的蛋白质组学研究，旨在探讨HBV相关性HCC中的失调蛋白。这些蛋白可在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中作为候选蛋白质标记物。在已整合HBV基因组的肝癌细胞株HepG2.2.15及其母细胞株HepG2之间进行了蛋白质复合物分析，从中发现了HBV生活史中重要的宿主细胞伴侣蛋白，同时还对肝癌肿瘤组织和邻近的非肿瘤组织进行了比较。通过对70名肝癌患者进行的免疫组化分析，两种上调蛋白（HOP和hnRNP C1/C2）的过度表达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肝组织间质液（TIF）用于肝癌生物标记物的发现。将肝组织间质液与相应的肝组织和血浆进行数据比对以识别主要蛋白。这些蛋白可能是由肝脏释放到血浆，起着肝源性血液生物标志物的作用。使用ClinProt对来自AFP阴性HCC患者的血清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了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超过90％的峰型。失调蛋白在更大血清样本中的验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为了对肝癌转移过程中的早期事件进行系统了解，选定4株由HBV诱导的具有相同遗传背景和逐步转移能力的肝癌细胞系（MHCC97L，MHCC97H，HCCLM3和HCCLM6）同步进行转录组和蛋白质组研究。HBV诱导的其它具有（SNU449和SNU475）或不具有（Hep3B和SNU398）转移能力的肝癌细胞系数据集也被纳入数据库。以正常人肝组织和LCM收集的肝细胞作为外部参照。使用生物信息学手段和系统生物学策略对与肿瘤转移相关的转录物和蛋白质进行提取并加以分析。其中的一些发现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而另外的一些结果则从未有人报道。转录组和蛋白质组模式呈现出一种具有少数可解释模式的总趋势。基于组学筛查结果的后续试验已在活检样品验证和细胞系干扰上完成。

专题六  乙型病毒性肝炎中病毒与宿主的细胞间相互作用

乙型肝炎病毒的基因组非常小，因此可以编码的蛋白质数量非常有限。但是，乙型肝炎病毒可以非常成功地在细胞中进行复制并持续存在。它在人类细胞组分间的传播不仅对于病毒成功完成其复制进程至关重要，而且还能对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自然史和发病机制产生影响，因而也就为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

核因子4a（HNF4a）是一种肝特异性核激素受体，是决定乙型肝炎病毒趋向性（病毒嗜性）的关键因素。HNF4a与核心启动子的调控元件结合，对3.5kb RNA模板的合成水平进行调控。核激素受体对野生型病毒及A1764T和G 1766A突变体的调控作用有所不同。作为对RXRa- PPARa异二聚体表达的回应，野生型病毒基因组复制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突变体基因组向较高水平的复制则是对HNF-4异位表达的回应。研究结果表明：当对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进行研究时，通过改变核激素受体的结合位点所造成的肝细胞在生理方面产生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最近在乙肝病毒复制转基因小鼠谱系中进行的研究表明，HNF4a的有条件消耗是病毒在体内进行生物合成的主要决定因素。此外，HNF4a对乙肝病毒生物合成的发育调控作用已经得到证实，这可以部分解释新生儿乙肝病毒的持续性感染倾向。如果在临床上可以减弱HNF4a的活性水平以限制乙肝病毒的生物合成，这可能会是一种新的治疗策略。

亚病毒颗粒只含有病毒包膜糖蛋白和宿主源性脂质，其数量比病毒颗粒多出1000-10000倍。研究发现，当亲环蛋白A（CypA）水平在表达乙肝表面抗原的转基因小鼠肝细胞中下降时，同时会伴有亲环蛋白A在血清中的水平升高。为了探讨亲环蛋白A分泌的生物学意义，对含有S基因的质粒及对照质粒进行了流体注射。在注射HA-SHBs小鼠的肝切片中可以发现血清亲环蛋白A和ALT（谷丙转氨酶）水平的升高以及点状坏死灶周围的细胞浸润。众所周知，环孢素A（CsA）可以阻断亲环蛋白A（CypA）的趋化作用。使用它进行预处理可以使血清的ALT/AST降低到正常水平，并阻止肝脏内的淋巴细胞浸润。此外，针对CD147（负责CypA介导的信号传导和趋化活动的一种受体蛋白）进行抗体治疗也可降低血清的ALT水平，并同时使小鼠肝脏内的炎症病灶得到缓解。抗亲环蛋白A药物可能有助于抑制与肝脏炎症反应相关的HBsAg的表达和分泌。

专题七  用于肝脏疾病研究的动物模型

在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肝脏疾病（从肝炎到癌症、从肝硬化到肝脏的再生）的同时，动物模型还能够帮助研究人员开发和测试各种潜在的治疗形式。病毒性肝炎是亚洲国家各种肝脏疾病（如慢性肝炎、终末期肝病、急性肝功能衰竭）的主要病因，特别是乙型肝炎病毒在中国。现存的一些局限性，包括感染的宿主范围狭窄和缺乏用于乙肝病毒增殖的适当组织培养系统，已经严重阻碍了对乙型肝炎病毒持续性感染和慢性肝病发病机制的深刻理解。尽管在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上已经进行了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仍有许多基础性问题和临床难点尚待解决。例如，乙型肝炎病毒细胞受体及相关的病毒入侵机制尚未查明；对某些非结构性病毒产物（如乙肝病毒e抗原和X蛋白）的功能及感染期间循环于血流中的过剩病毒颗粒的作用也知之甚少。此外，肝癌发病的相关分子机制以及免疫系统在确定感染最终结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尚未完全明了。造成这些缺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可靠的体外细胞感染系统，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缺乏使用方便的动物模型。

    本部分中，我们将会对肝脏疾病（如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和肝癌）的各种动物模型（包括体内和体外、转基因和非转基因模型）及其局限性进行一并讨论，重点是讨论这些模型如何在提高我们对肝衰竭机制的认知上提供帮助。这些动物模型在让我们可以从分子水平上对肝病发病机制加以认识的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肝病治疗和预防未来发展的广阔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