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John Julian Fung：美国克利夫兰临床医学中心普通外科以及移植中心主任 ，克利夫兰异体移植物实验室主任。 |
《论坛报》： 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药物应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最新进展？
John Julian Fung教授：肝移植的预后受到很多种因素的影响，至今也不是很明确。免疫抑制剂研究领域的进展极大地降低了急性与慢性排异反应的发生率，并且大幅降低因排异反应引起的移植物失功（graft loss）风险。
虽然目前有一些比较新的药物已经过试验，但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环孢素A以及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临床应用的他克莫司，仍是最具影响力的药物。
《论坛报》：关于肝癌肝移植标准，有米兰标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标准、巴塞罗那标准、匹兹堡标准等，中国也提出了“杭州标准”和“上海复旦标准”，面对这么多的标准，究竟该选择哪个更为合理呢？
John Julian Fung教授：应该说上述标准各有利弊。对患者进行仔细地选择有助于降低肝细胞癌（HCC）的发生率，从而改善其生存。
但是，较为严格的标准，例如米兰标准，会将一些可以从肝移植中获益的患者排除在外，而较为宽松的标准，例如杭州标准，拓宽了接受肝移植的人群范围，但其代价是复发率的升高。
《论坛报》：随着活体肝移植的增多，伦理学问题也凸显，您如何看待？
John Julian Fung教授：活体供肝移植（LDLT）的应用是合乎伦理的，但是这要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我经历以及需要。
在亚洲，尸体的移植物是不容易获取到的，因此，活体肝移植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美国，尸体移植物相对来说更多一些，因此，只有在那些经验丰富而且患者预后良好的移植中心，或者是对于有非常迫切需要的患者，才可以实施活体肝移植。
《论坛报》：近些年，中国肝移植领域发展很快，您如何看待？对中国肝移植医生有何建议？
John Julian Fung教授：对于中国医生和中国移植学会来说，加入到国际移植领域的共同努力中来，并且采用国际的标准非常重要。以此为目的，通过一项国家的脑死亡法律是非常关键的。
中国的外科医生与学者们的能力与手术技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只有上述问题，包括器官供者的问题得以解决，中国的肝移植医生才能更容易融入国际移植领域，与同行进行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