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医学
个体化医学是当代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医学实践而衍生发展的全新治疗模式。在传统的临床医学实践中，疾病治疗的疗效判断需要等到治疗结束后才能知道，这种回归性、反应式的治疗模式，不利于医学实践的进步。与此相反，个体化医学则是一种前瞻性、可以预测的医学实践模式，它通过四个方式（四个P）来参与和改变临床医学实践，即个体化（Personalized）、预测性（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和患者自身的参与（Participatory）。
个体化医学是以准确认知疾病的分子遗传学病变和其导致的疾病表观改变为前提，通过分子医学检测来认知个体的疾病危险因素，对疾病做出特异的分层诊断，提供靶向治疗的明确靶标，使医生在治疗前能够正确选择靶向性药物和治疗方案，在治疗中适时监测疗效的反应与进展，准确判断疾病的预后，以期增进治疗疗效，减少个体差异和副作用，从而实现对合适的患者在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和药物剂量，达到预期疗效的最佳治疗目标。
肝 癌
最近统计显示，全世界每年确诊近625万例肝癌新发病例。在肿瘤所致的死亡率中，肝癌居第三位，仅次于肺癌和结肠癌。不到40%的肝癌患者能接受根治性和系统性治疗，如标准化疗，但其药物疗效常常是不确定的。因此，希望通过研究基因组学信号通路和肝癌干细胞在肝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和发展出新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肝细胞癌（HCC）的肿瘤分子学机制非常复杂。与人类大多数恶性肿瘤不同，肝癌通常是在炎症和器官损伤的情况下发展而成的。事实上，众多因素都可致肝脏损伤（如病毒性肝炎，酒精等），从而导致了分子水平上的高度变异和检测的复杂性。
现在分子肿瘤学和基因组学已被逐步纳入肝癌分类。其意义在于肿瘤的分子突变和突变类型可能是肿瘤发生和进展的关键，相关标志物可用于诊断恶性肿瘤和评估预后，针对分子突变靶点有可能成为研制靶向新药的方向。因此，肝癌的肿瘤发病分子学机制与准确检测诊断，是肝癌个体化治疗的基础与前提。
肝癌分子生物学分型
为了获得HCC的分子生物学分型，Ye等通过探析9180个基因，研究了67例初发及转移性肝癌。他们发现原发性无转移HCC有一个基因表达谱，并与原发 HCC伴转移性病灶显著不同，两类患者的生存率也不同。提示促进转移的基因起源于原发肿瘤，作者认为原发肝癌伴转移与原发无转移HCC是两类不同起源的肝癌。另一项研究报道12种基因标记可以预测HCC早期肝内复发，准确率达93%。Lee等分析了全球91例HCC基因表达的图谱来定义HCC的分子特征，并测试表达谱的预后价值。研究者发现406个基因的表达明显有益于延长生存时间。他们进一步探讨是否人类HCC全基因表达分析能鉴定来源于不同的细胞（肝细胞和肝祖细胞）的HCC亚型，最终发现了一种HCC（肝胚细胞标记）新亚型，这个标记自身与复发和较差的生存率正相关。
近来，Katoh等提出了一个通过排列比较基因组杂交检查染色体改变图谱进行的肝细胞的分子学分类法。通过分析87例HCC，他们鉴定了两类不同的模式（A组和B组）。A组中可观察到更频繁的染色体改变（1q、6p、8q获得，8p缺失），并有较差的生存率。用系统生物学方法分析137例HCC患者，使用335微卫星标记估计等位基因缺失，这些患者都具有p53，Axin1和β- catenin基因融合突变的特点。研究者将HCC患者分为两组：第一组，染色体不稳定类，通过高频率等位基因片段丢失以及p53和Axin1中频繁突变来确定。这组患者以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低分化肿瘤显著居多，患者预后较差，与Katoh分类中的A组相同。第二组，染色体稳定，具有低频率突变指数和β- catenin突变，此组患者往往有较大体积肿瘤，并为非HBV感染者。
癌细胞的转移能力也与其所在的微环境有关。Budhu等比较了115例HCC患者的肝边缘非肿瘤组织的基因表达谱，这些患者有些已经发生静脉或远处转移，另外一些则没有。结果发现在这两类患者中，有17种基因的表达谱有区别。这些表达有差异的基因主要与免疫或炎症反应有关。
肝癌干细胞
肝癌干细胞是肝癌靶向治疗的最理想靶标，根据肿瘤干细胞理论，肿瘤的起源最可能来源于相应组织的干/祖细胞，因为干细胞具有肿瘤细胞的原始表型和自我更新特性，较容易被诱导恶变成为肿瘤细胞。另外，肿瘤是不均一的细胞群体，只有含量非常少的肿瘤干细胞具有生成、转移、复发肿瘤的能力，因为肿瘤干细胞多处于静止期，对化疗、放疗多不敏感，发展对肿瘤干细胞的生物靶向治疗药物与治疗方案，是根治肿瘤的希望与方向。
近年来研究提示，肝脏中存在一种小卵圆细胞，具有正常肝干细胞的特性，小量散在分布于肝脏中，当肝脏严重损伤，导致成熟肝细胞增殖受阻时，肝干细胞可起到分化、增殖、成熟、再生肝细胞的功能。最近报道潜在的肝癌干细胞具有CD133、CD90和上皮细胞黏附因子生物标志，在动物体内生成人肝癌组织，在体外培养中对化疗药物不敏感。进一步研究和识别肝癌干细胞，对肝癌的早期分子诊断和靶向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靶向治疗肝细胞癌
研究表明，肝癌中不同的信号通路被激活，尤其是促肿瘤生长的信号如EGF，IGF和HGF，RAS/MAPK， Akt/mTOR，NF-KB，TGF-β和Wnt-β-catenin等。然而，在所有的肝癌病例中信号通路的激活并不相同，这就需要认识每一位患者激活的信号通路，从而将肝癌的分子生物学分型和激活的某些信号通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指导相关靶向治疗。
已有II期和III期临床试验评估了肝癌的分子靶向治疗。大部分药物阻断EGF信号（埃罗替尼）和血管生成（贝伐单抗），这些药物和传统化疗的相关性也得以分析。用免疫组化分析表皮生长因子（EGFR）受体的表达，可以预测对埃罗替尼的反应状况。
2007年，肝癌靶向治疗领域取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一种口服多激酶抑制剂 （索拉非尼），通过拮抗多种酪氨酸激酶活性（VEGFR2，PDGFR，c-kit受体）和丝氨酸/苏氨酸激酶（B-RAF，P38），能够显著提高中晚期肝癌患者存活时间。索拉非尼靶向作用于肝癌发生中的两个主要途径：血管生成（VEFGR2和PDGFR）和细胞增殖（RAS/MAPK信号：b- RAF），从而多靶向阻断多种信号转导通路。 因此，索拉非尼是一种多靶点治疗的药物。最近，此药已通过美国FDA和欧洲EMEA的审批。治疗肝癌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是：索拉非尼联合其他靶向治疗药物，从而阻断索拉非尼未能阻断的信号通路网络，达到靶向治疗肝癌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