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明教授
《国际肝病》：05年制定的指南中对肝衰竭的诊断分类较为广泛，实际操作起来有些困难，您认为需要制定更精确的诊断标准吗？
王宇明教授：我觉得基本诊断分类基本差不多，2007年ROJEAN WILLIAM，是伦敦大学整个肝衰竭界的鼻祖，他的方案与我们的基本上一样。为什么说基本上一样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英国与我们不一样的是急性肝衰竭是1-8周，现在国际上通用标准是1-26周内都包含在内。这个不是很大的差异，将急性和亚急性归入就差不多。最重要的我们和他完全一样的是，他的慢性肝衰竭和我们的慢性肝衰竭是完全一样的。从这点来看，我们和国际上已经统一了。操作上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甚至包括国际上人，他们的认识误区，认为急就是急的，慢就是慢的，一定要将他们决然的分开。现在看起来不应该这样看，我们有一部分携带者，真正急的很少见。绝大多数的携带者只要本次的发病是急性的过程，就应该将它看成是急性的。一定不要机械的，绝对的将急和慢分开。我认为可以事实求是的看，我今天再三讲了很多遍，假如患者以急性坏死为主，以炎症反应为主，就是急的；如果以失代偿为主，由某种诱因引起的，就是慢的；如果慢中是急的，就是慢+急的；如果慢中是失代偿，进行性失代偿，就像蜡烛一样最后都快熄灭了就是慢的。所以我觉得的暂时不需要制定更精确的标准，这个标准已经比较清楚了。当然有些具体环节，有些混合的，又有失代偿又有坏死的，这也可能，这个怎么鉴定？可能兼而有之，毕竟这部分病人不多。
《国际肝病》：对于乙型肝炎导致的急性肝衰竭，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吗？如可以，应怎样选择药物？
王宇明教授：回答是应该进行治疗。因为现在病史不是很清楚，有的患者可能不是急性，可能是在慢性携带的基础上，不是新近的感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宁可信其有，进行抗病毒治疗。第二点，假如有10%的患者会慢性化，但是我抗了以后也不会失去什么；第三点，进行肝移植必须抗，到时候来不及，再感染可能成百倍千倍的花钱，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最后一个理由是抗的好处是遏制病毒复制过强引起的免疫反应，我们将源头阻断后，后面的免疫反应就会减弱，这样阻断整个肝坏死的进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这和美国急性肝衰竭一样的，他认为HBV抗体阳性就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何选择用药？对这种病人，免疫比较强大，选用拉米呋定也就够了，考虑到经济的情况也就够了，因为它的耐药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恩替卡韦和替米呋定在安全性方面，没有很多证据证实，稍微谨慎一些是可以的，但是我也不认为他们以后就没有这种可能。阿替夫韦慢了一些，所以我们不太赞成。再有这些病人肾脏功能到一定时候，受累，我们要考虑潜在的问题。所以建议首选拉米呋定，特别是没有用过的药物的患者。如果以前用过拉米呋定，他研究不是急性的，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国际肝病》：在刚刚结束的EASL2010年会上公布的研究表明，对于严重肝衰竭患者，体外支持系统并无额外的生存益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宇明教授：对于严重肝衰竭的患者体外支持系统，并无额外生产益处如何看待？其实我们学术界意见还是比较纷纭的，甚至包括有些肝衰竭讲的比较典型的话，除了肝衰竭移植之外，没有一种疗法被公认为是有益处的。肝衰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到随机双盲多中心是不大做得到的。因为不可能，患者都比较严重，病情比较复杂，但是我还是很坚信，肝衰竭在国内和国际都发生了很大进步，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真正做肝移植的人很少，现在供体越来越紧，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很多的病人的抢救还是恢复了，所以我的想法是体外支持系统的生存益处，可能需要进一步搞的更好，但初步结果看来是有好处。起码近期患者的黄疸改善，凝血酶原活动度的改善，精神饮食等多方面的改善情况统计学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生存率方面需要样本量非常大，我们不能说没有循证医学证据，有的，甚至国外在国内一部分单位做的临床验证证明生存差异很显著。应该说如果给病人讲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对于医疗来说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态度，我们需要更好的东西，需要更高的操作要求，我不太赞成对于现状就是否定一切，只留了肝移植有效。你也听到了今天好多专家都讲了，事实上他们确实是改写了历史，包括抗病毒治疗，人工肝为什么在国内开会开到那么大的规模，如果真的完全是无稽之谈我想也不可能有如此大规模。我总的态度是积极支持，不是完美的，事情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完美，但是我总体是积极的支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