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硬化是慢性肝病的重要终末结局。酒精摄入与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常在同一个体中并存。2023年脂肪性肝病新命名体系提出代谢和酒精相关性肝病（metabolic and alcohol-associated liver disease，MetALD）后，一个关键问题更加突出：在不同饮酒水平下，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增加肝硬化风险？既往研究多聚焦单一危险因素，或采用较粗略的饮酒分层，对于饮酒剂量—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肝硬化之间的联合效应，仍缺乏大规模人群证据。因此，量化不同饮酒水平及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对未来肝硬化的独立和联合影响，对于MetALD风险评估及人群层面的肝硬化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2026年8月24日，Jonas Hedelund Rønn等人在《Journal of Hepatology》在线发表该研究。该研究纳入丹麦国家健康调查（2010-2017年）中354,624名基线无肝硬化的30-80岁成年人，并通过个人身份识别号与全国医疗登记系统链接，随访至2022年12月31日。中位随访9.7年，累计3,313,288人年，共发生1,211例新发肝硬化。研究按每周饮酒量分为0、1-7、8-14、15-28、29-42和>42标准杯（1标准杯=12 g乙醇），并评估BMI、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吸烟。研究计算了考虑死亡竞争风险的10年肝硬化绝对风险，并采用逆概率加权平衡年龄差异；同时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相对风险。加性交互作用采用交互作用相对超额风险（relative excess risk due to interaction，RERI）评价，并计算人群归因分数（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PAF）。结果显示，饮酒量与肝硬化风险呈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以1-7标准杯/周者10年绝对风险0.14%为参照，8-14、15-28、29-42和>42标准杯/周者的10年绝对风险分别为0.29%、0.68%、2.01%和4.64%；相应校正后HR分别为2.29、4.80、11.93和22.80。肥胖（BMI≥30 kg/m²）、糖尿病和高血压与肝硬化风险升高的关联主要见于1-28标准杯/周人群，在>28标准杯/周者中未观察到明确的额外风险增加。吸烟则在各饮酒水平下均与更高的肝硬化风险相关，并有加性交互的证据。血脂异常总体上与肝硬化风险无显著关联，仅在8-14标准杯/周亚组中观察到风险升高。PAF分析显示，以全人群均处于1-7标准杯/周为酒精暴露的反事实情景时，酒精相关PAF为59.9%；高血压、吸烟、BMI≥30 kg/m²和糖尿病的PAF分别为29.3%、21.2%、13.8%和9.0%，血脂异常的PAF无统计学意义。采用更宽泛的肝硬化相关结局并纳入HCC的敏感性分析中，主要关联模式基本保持一致。

该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同时从10年绝对风险、相对风险、加性交互作用及人群归因分数等层面量化饮酒与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对肝硬化风险的联合影响。结果提示，在较低至中等饮酒水平下，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与肝硬化风险进一步升高相关；而在高水平饮酒者中，作者认为酒精相关肝损伤可能成为更主要的致病通路，使上述心血管代谢因素的附加效应相对减弱。吸烟则是唯一在各饮酒水平下均持续与肝硬化风险升高相关、并显示加性交互证据的因素。研究也存在重要局限：健康调查应答率为54.0%-59.5%，可能存在选择偏倚；饮酒量和BMI依赖自报，且饮酒暴露仅在基线测量，无法反映随访期间的变化；糖尿病为自报，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主要依据处方记录界定，均可能导致暴露错分。作者特别指出，由于饮酒可能被低估且仅测量一次，不应过度解读28标准杯/周这一具体界值。另需注意，0标准杯/周组风险高于1-7标准杯/周组，可能与既往重度饮酒后戒酒的“sick-quitter”效应或酒精使用的反复模式有关，因此本研究不能据此推断低量饮酒对肝硬化具有保护作用。总体而言，该研究强调，在人群层面降低饮酒仍是预防肝硬化的核心措施，同时应重视吸烟及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管理。

摘译自Rønn JH, Jepsen P, Mellinger J, et al. Alcohol,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and cirrhosis: Ten-year risk estimates from a population-based Danish cohort[J]. J Hepatol , 2026 . DOI: 10.1016/j.jhep.2026.08.017.[Epub ahead of print]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病中心肝病科  郭明娟 高沿航  报道）